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环保先驱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

　　著名环保人士唐锡阳先生写的《马霞与我们同行》是一部史诗般的环保交响曲，是一部难得的环境教育教材。 

　　引发出一个环保焦点

　　1995年11月25日收到昆明的读者熊建华来信，说他的好朋友奚志农借给他一本《环球绿色行》，读了以后非常喜欢，他还要买一本，留给他的孩子读（其实他的孩子才两岁半）。接着他谈到奚志农最近为一件事焦虑奔波，希望我能帮助他。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奚志农往县、州、省四处奔走，希望能制止这场破坏。地方说：“我们工资都发不出了。谁要制止，谁给钱。”上面感到棘手，只好听之任之。专修的公路已逼近林区，开春就要动手商业性采伐了。

　　这个信息震动了我，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我在欧洲走了十来个国家，连一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都没见过，他们一开口就要砍伐100平方公里，而且这里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珍稀动、植物的种类非常丰富，滇金丝猴更有其特殊的珍稀价值。幸亏这位细心的读者还写下了奚志农的电话，我当即拨了这个号码。奚志农完全没料想会接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非常熟悉的远方电话，十分激动地说：“唐老师，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读您的文章和书……”我打断了他的话：“别的以后再说，德钦县的问题看来云南解决不了，我建议你给宋健同志写信。”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当时和我仅有过一次“以文会友”，他读了我的《环球绿色行》以后，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不同一般的信。后来再版这本书时，我把这封信放在序言的位置。文如其人，我感觉他不同于一般领导人。

　　奚志农听了我的建议，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唐老师，我写不好，您能帮我修改吗？”

　　“可以。你把信以及所有材料都寄来。”我痛快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文件堆积如山，信如果写得一般，到不了领导同志手里就被秘书处理了。

　　奚志农大概是当天晚上就把信写好了，第二天连同其他材料快递到北京。

　　我没有那么快，但也没有偷懒，细心阅读小奚寄来的昆明动物所科学报告《滇金丝猴现状及其保护对策研究》和其他资料，在计算机前整整工作了三天。不懂汉语的马霞在一旁说：“你是写信还是写书？写那么长，宋健有时间看吗？”我说：“才1000多字。”信中确实倾注了奚志农和我的思想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00平方公里的原始自然林和一类保护动物滇金丝猴，这不是一个小事呀。人啊人啊，难道就如此残忍，如此自私，如此短视！这片原始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坏，为什么一定要毁坏在我们的手里？我这不是责备德钦县的政府和人民，这是全人类的责任。要解决经济困窘，要脱贫致富，光靠他们自己是有困难，确实需要地、省、中央甚至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及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和支援。这个援助，也不一定是给钱。只要我们态度积极，办事认真，办法和政策还是会有的。我不相信只有‘木头财政’死路一条，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一个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呢？难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既不讲天理良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仁义道德、生态伦理，全不要了。我想谁也无法对这种心态承担责任，但谁也不能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当机立断，或者遗憾千秋。”

　　宋健同志12月11日看到这封信，当即就批示了，深有感触地说：“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他要求林业部依法处理这个问题。林业部很重视，立即组建工作组，赴云南进行调查。

当时我没料到宋健同志会如此重视和快速地处理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所以又把这封信打印了一份，寄给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因为我也是“自然之友”的会员。梁先生很重视这个问题，当即把它改写成一个题为《“自然之友”支持奚志农同志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材料，印发给有关会员，并通过全国政协反映到政府部门。这样从北京到云南，共有十多位负责人都作了重要批示。

　　北京一些大学的环保社团闻讯也行动起来，组成了“拯救滇金丝猴小组”。他们在北京林业大学集会，会上先请动物学家全国强和我讲话，接着观看奚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的录像。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原始森林，第一次看到活跃在自然生态中的滇金丝猴，第一次看到调查滇金丝猴的科学工作者过着卧冰踏雪的艰苦生活，感到既兴奋，又沉重。纷纷上台发言，一个同学说：“我是学生物的，毕业后如果这地方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还有些同学准备筹集旅费，亲自去访问这个地方，看能为当地治愚治穷做点什么。会后同学们又点燃了200枝蜡烛，为滇金丝猴的命运祈祷。这些暗淡的、细小的、近似绿色的火，开始在年轻人的心里燃烧，希望它会变成可以燎原的力量。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尽管许多领导人和舆论界很重视这个问题，但砍伐的行动仍未制止，情况非常复杂，我真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奚志农也一再来长途电话，他和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非常欢迎我去。后来我又蹦出一个念头，与其我一个人去，还不如带着一批大学生，和年轻人一块儿去调查研究和接受锻炼。我把这想法和马霞商量，她非常赞同，并立即拿出一万元，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后来她还多次对我说：“如果不够，我还可以多出。”

　　也正是这个时候，马霞病了，得了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

　　我和马霞认识已经十四年了。我们的结合，有点传奇，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大自然偶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再经过长期的磨合和滋润，使我们终于成为幸福的一对。我爱她，她爱我，爱我的女儿、女婿和外孙。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著作、共同的读者和朋友。国务委员、中国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同志读了我们写作的《环球绿色行》，写来一封含意深刻的信，其中还特别提到我们的结合：“异国同道，结成伴侣，宇宙之缘也。”

　　正当这种温馨的感觉愈来愈浓郁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不测风云。我思想上一度相当混乱，马霞是个好人，是我最爱的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没想到命运总是这么艰难地折磨我。政治的，生活的，事业的以及生离死别的坎坷，我都经历过，所以我在《环球绿色行》中写道：“大自然也好，人生也好，有时候山青水秀，有时候荆棘遍野；有时候春光明媚，有时候山风满楼；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惊涛骇浪；有时候明快欢乐，有时候严峻深沉。不论是云山万里，还是坎坷一世，都是学问。大自然是一本书，人生也是一本书，不问境遇如何，道路如何，前景如何，只要认真地读，总是‘开卷有益’。”

　　现在，我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异常困难的一页，我要继续认真地读下去。经过许多昼夜的思索，我的思路是：在不抱幻想的情况下给她最积极的治疗和最温馨的照顾。即使在临终的日子里，也要创造一种安详、通达、诗情和哲理的氛围，陪她走完生命的旅程。后来这个想法又深化了一步——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到云南去。

　　癌症，没能阻拦我们，反而激发了我们。是癌症逼迫我们，要珍惜生命，要珍惜时间，要发挥能量，著书立说已经不够了，与其坐而论道，何如言传身带。

　　雪山的召唤

　　马霞是个非常沉着的人，非常坚定的人，气质非常高大而又自视卑微的人。原来我只是从生活上和工作上来观察她。她放弃纽约高文化高水平的生活，把余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她的工作又好又快，编辑部的同事说她的工作量能顶三个专家。不论到哪儿，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外国专家的架子。按时上班，给大家打开水，有时候还打扫厕所。外文出版社曾评选她为先进工作者。按照专家待遇，每两年有一次提供路费的探亲假。除了写作《环球绿色行》的需要，她陪我回过一次美国以外，十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她穿的是早已过时的衣服，吃的是馒头和火烧，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产的机械手表。这些年来在中国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少，从敲诈外国人到天安门事件，但她从来不发牢骚。别的专家来中国一年两年，回去就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这书越写不出来。”可见，她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是深沉的。当美国亲友来访的时候，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情况，但从来不以“中国通”自居，从来不发表高谈阔论，她像尊重美国一样地尊重中国。

　　现在，从生命的最后考验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她。发现她有病，是1995年１月初。开始是吞咽困难，食量日减，有时还发生呕吐。我怀疑是食道癌，在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的外甥女红梅也认为是，但马霞拒绝去医院检查。因为她信仰的科学基督教的最大特点是不信医药。为此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女儿、红梅、在京的中外朋友甚至还给她哥哥写信。她很固执，说她不能用两个办法，意思是只相信上帝，不相信医生。我不能伤害她的宗教感情。祈求上帝是她惟一的希望，也是她面对残酷疾病的惟一精神支柱。我们干扰她的思想看来是应该的，然而是无益有害的。所以我宁愿自己吞噬这个苦果———就好比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从悬崖跳下去而不能伸手拉她一把。

　　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更需要理解，我要理解她，也需要她理解我。但我们存在着语言沟通的困难，仅仅是行为，远不能传递深沉的信息。有一天，邹德孜来了。她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非常好；十四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西双版纳见面的时候，就是她当的翻译，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她是我们的媒人。

　　她来的目的，我们反复商量过，就是如何动员马霞去医院检查。结果她丝毫不为所动。我理解马霞，不得不失望地表示同意，同时也请邹德孜翻译我想了很久的一席话，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是爱你的。因为你是好人，你给了我生平最大的帮助，而且你净化了我的心灵。在认识你之前，我被各种非人的生活所困惑，所折磨，所扭曲，找不着人生的定向，是你帮助我，要爱大自然，要爱人，要积极面对人生，要真诚，要实事求是。这些都不是你说的，但你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应当这么做。

　　第二，我们不仅要共幸福，还要共患难。共幸福是幸福，共患难也是幸福。因此你不应该拒绝我的关心和照顾。我问你晚饭想吃什么？你说吃什么都行。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很失望。你吃东西已经很困难了，难道还不能告诉我你想吃点什么吗？

　　第三，想谈点我对死的看法，我们都年近七十，可以不避讳了。小时候，我对死怀有一种神秘、恐惧、不敢想的思想。那时候封建迷信得厉害，外婆家本来要把一个表妹许配给我，因为我“算八字”只能活19岁，就罢了。让她和长沙一家名叫彭三和笔铺的少老板结了婚。没想到这位少老板患肺结核，把病传给她，再加上封建婆婆的虐待，她19岁就死了。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来不及产生爱情。后来看到她的结婚照片，才知道她是那么恬静和美，心头不免掠过一丝惋惜的情感。她死了，我活着，而且已经活到六十六了。也许还能活到九十。当然，我不希望活那么久，徒然浪费自然资源和增加别人负担。这是说个真实的笑话。我的意思是：是死是活只能听任自然，当然我们要努力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 

　　后来我知道，她对我谈“死”是反感的，这与其说是给她一点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在教育我自己。不过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好像回到了初恋，不，比初恋更淳厚，更深沉，更绵长。美国人少有的体贴情愫，在她身上忽然出现了。她发现我缺什么衣服或日用品，不跟我商量就买，而且总是买最好的，一件衬衣花了400多元，是普通衬衣的十倍。我爱吃的黄油、鸡蛋、冻包子、肉松她总是按时准备好，既不早一天，也不耽误一天。过去我要外出，她总是无所谓的样子，你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现在我要回来晚了，她总是流露出一种期盼的神情，不自觉地有这么一句：“怎么这么晚？”这种些微的变化使我们感到幸福和留恋。 

　　为生而死为生生 

　　圣诞节后，马霞的病情越来越重。一月初邀请一对加拿大夫妇来我家住。她想热情接待，也有惊人的忍耐力，但无法和他们共餐，甚至说话也很困难，这使她非常尴尬。 

　　1月14日我和马霞去看望我们的小外孙。小女儿结婚10年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上医院，找大夫，吃药，都几乎绝望了，头年5月9日才生了全家人都盼望的这个孩子，而且是个非常漂亮、非常乖的孩子。马霞孤身大半辈子，60岁才和我结婚，从这孩子身上似乎第一次体会到“家”的感觉。她的关心，她的爱护，她从中文字典里挑寻外孙的名字，她把外孙的照片纷纷寄给国外的亲友，都说明了她是一个好外婆。 

　　这天晚上女儿小南又动员她去医院检查。出我意料，她同意了。 

　　第二天，我、女婿、红梅就陪她去协和医院透视。证实是食道癌，而且从病灶的尺寸来看，已经超出了晚期的标准。当时还想检查别的部位，大夫都认为没有太大必要了。 

　　1月29日找到中日友好医院有名的中西医会诊，告诉她是食道癌，但没有如实说明严重程度。她有条件地接受治疗，我陪她每天去医院做放射治疗，并服中国1号方。 

　　这个时期，关怀来自四面八方。仅见过一面的读者——留法归来的博士张树义诚恳地说：“不知道我能做点什么，需要钱吗？我有。”通过《环球绿色行》刚刚认识的老学者金经元也说：“我这里有几万准备买房的钱，现在用不着，可以拿去用。”我的老朋友、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董智勇送我一瓶元宝枫油，说是专治食道癌的新药。在桂林的载哥快递寄来治癌的秘方。在汨罗的亲家母在为马霞求神拜佛。在衡阳的八姐在为马霞传递气功的信息。刚去芬兰的朋友倪健寄来４００美元和从计算机网络中找到治疗癌症的最新信息。再加上其他人给我提供信息、药物、偏方、气功、治疗诊所……我都可以编一本《治癌大全》了。马霞相信科学基督的信念，帮助我摆脱了病急乱投医的困惑，基本上是按着医院的安排，放疗和口服中国１号方。除了春节休息一个星期以外，这个疗程共经历了七个星期。也许马霞从不用医药，因而对医药比较敏感，一个疗程下来，奇迹出现了。吞咽的困难没有了，不能吃的又开始吃了；同时意识到营养的必需，好像吃得比过去更多一些了。因此我也注意膳食的质量，既要照顾她的习惯，又要增加她的营养。清蒸鱼，烧牛肉，补药炖鸡，人参、天麻、黄芪、龟胶、当归、党参、枸杞子，我都放，与其说是治病，还不如说是安慰自己。 

　　这种缓解使我欣慰，但不能摆脱绝望。3月14日去307医院做Ｂ超。医师杨涛是我的亲戚，耐心地做了将近一个小时，凡是Ｂ超能检查到的地方，都检查到了。离开医院时，杨涛偷偷对我说：“肝、肺、子宫、淋巴都转移了。马霞问我，我只好说问题不大。” 

　　虽在意料之中，我也无法接受现实。我想哭，但我还是和往常一样，陪她说话，叫“面的”，扶她上车，我离不开绝望中的希望———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3月28日，去中日友好医院复查。周大夫对我和女婿说：“现在是和她摊牌的时候了，只有把病情全部告诉她，才可能得到她的配合。”于是在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有马霞、我、女婿、周大夫，还有一位会说英语的大夫。虽然马霞懂汉语，为郑重起见，许多话还是通过翻译转告她的。特别是强调目前病症的主要矛盾在肝，肿瘤发展很快，必须立即住院，采用局部化疗的办法（因为她反对全身化疗）。 

　　她沉静地听完了大夫的意见，思考了片刻，问了一句：“医院有饭吃吗？” 

　　“当然有。” 

　　“这好，就不必家里人送饭了。”接着又问了一句：“我可以住集体病房吗？” 

　　我赶紧说：“那不行。集体病房没有卫生间，洗澡不方便，想听听音乐也不行。” 

　　她没表示坚持，但补充了一句：“我身体还好，可以为病人做点事。” 

　　我心里感叹地说：“马霞，马霞，你真是马霞！” 

　　住院不住院，对马霞来说，是个重大的决策，我们没有要她马上决定。从医院回来，孩子们听到信息，都以为马霞同意住院了，所以大家都在考虑住哪家医院，采取什么医疗措施最好，绝望中的希望祥云又在我们心中浮动。 

　　过几天，我们全家开了个会，原以为是落实住院的问题，没想到马霞对我们说，她不准备住院，决定由美国专职的教友用祈祷的办法帮她治病。我们都很痛心，但不愿违拗她的意愿，嘴上表示同意，心里都在诅咒这个上帝。 

　　后来，我认识到马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医药已经救不了她的命，而住院只会给她带来精神上的崩溃，只会加速她的痛苦和死亡。而后来留在家里的这三个多月，她的生活质量是超常的。尽管癌症的折磨不断加重，但她安如泰山，照常读书，听音乐，打太极拳，料理家务，看现场转播世界网球赛。工作从未停止，自从确诊癌症以来，共阅改了五部著作和大量的文稿。有时候她也偷偷趴在床上，或者躲在厕所里清理浮肿皮破流水的创口，但从来没有皱过一次眉，喊过一声疼。她骨瘦如柴，一阵风就可以吹倒，但她意志坚强，真如铁打的金刚。她对待癌症、死亡、事业和人生的态度，给了我深刻的教育，逼迫我思考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 

　　著名诗人熊鉴读了《环球绿色行》以后，寄来一首诗： 

　　草木原来最有情，为生而死为生生。 

　　天人互爱时方泰，物我相戕祸乃成。 

　　屡向荒沙寻故国，频惊恶水逼危城。 

　　欲知世界存亡事，请听当头棒喝声。 

　　我喜欢这首诗，但对其中“为生而死为生生”这句话不理解。现在我懂了，从生命的延续、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来看，生和死的意义都是重要的，积极的，有价值的。生和死，都是生命世界中相互联系的网结，是物质、能量和精神的转化形式，因此也是种群强化、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阶梯。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生，没有死，那就如同这个世界上只有死，没有生一样，都是生命、进化和发展的终结。所以我联想到在北美看到的正在回游中的大马哈鱼，它们不避千辛万苦，万里长游，天敌拦截，精疲力竭，最后粉身碎骨，把一切献给了“生”，所以它们成了生物世界中非常顽强、旺盛和壮观的生命现象。推而广之，一个森林顶极群落的形成，一个高等动物的诞生，一个人类社会的成熟，无不都是无数“生”和“死”的奉献。 

　　所以，当我们从Ｘ光胶片上，从医生的眼神里，从化验的结果单上，面对着一个一个不可逆转的可怕信息时，没有掉泪，没有叹息；也没有慷慨悲歌，没有豪言壮语；但有纯真的爱情、无言的默契、真挚的追求、深层的哲学。希望我们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只是回归一点物质的成分，还有一点精神的东西。 

　　云南之举有人不理解。邻居一位老大妈指着鼻子质问我：“马霞病这么重，你怎么能远走呢？” 

　　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我们向命运挑战的一种心态。如果没有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紧迫感和拼搏感。这个现实是指我们两人目前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处境。现在地球得了癌症，而病源在人，这也是许多人还没有看到的一个现实。正是这两个癌症，才激发了我们这种义无反顾的行动。 

　　组建绿色营 

　　主意有了，钱也有了，重要的是选拔营员的问题。 

　　因为《环球绿色行》的影响，因为多次去高校讲座，因为宣传保护滇金丝猴的问题，我已经接触了不少大学生。但要扩大范围，组建一个我所理想的绿色营，还需亲自动手。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生物夏令营，更不是集体旅游，它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开展绿色活动的一个创举。既然是“创”，那就首先要付出我的心血，把她办成一个绿色的学校，火红的熔炉，传播绿色种子的“星星之火”。 

　　高校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环保组织，这些组织之间又建立了一个联谊组织——大学生绿色论坛。这些都是可以依靠的对象。但在物色骨干的过程中，感到有些活跃的学生聪明、能干，但不是我所想的那么成熟。他们的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突出。一个对我说：“这好办，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办。”另一个说：“你别挑了，我给你挑。” 

　　我不客气地说：“我不是有钱的人，我是要办事的人。这次是我来做庄，我为主。”我单独找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向他们宣传了组建绿色营的目的和意义，强调作为绿色营的组织者，必须以身作则，要民主，要虚心学习。我很坦率地对他们说：“要向大家学习，也向我学习；当然我也要向你们学习。” 

　　看来他们不完全理解绿色营，不理解我的想法，他们多是学习委员、班长、团支部书记，自有一套，虽不明着反对，但也不把我的话往心里去。 

　　马霞也非常关心绿色营的组建工作，当我说出自己的一些困惑和苦恼的时候，她说：“你也别太毛泽东了。” 

　　这句话击中了我的要害。对，我是绿色营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但不是绿色营的家长和保姆。所以往后我很注意发扬民主和允许学生做我所不同意的事。 

　　选拔营员也不轻松。开始定了三条：

　　一、热爱自然，关心环保；

　　二、读过《环球绿色行》；

　　三、在绿色营中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这些看来比较抽象，具体到要确定谁去谁不去，就感到这工作相当“残忍”了。这些年轻人是这么可爱，这么热情，这么投入，但能去的人太少，摊到每个学校只是一两个人。我还想把这项活动辐射得更远一点，让云南和其他外地的大学生也能参加。 

　　北京师范大学三个一年级学生知道自己在竞争中不占优势，便跑上门来说服我，不应该都挑选高年级学生和硕士生、博士生，从发展高校的环保活动来看，还应该吸收低年级学生；他们还表示愿意每人出３０００元自费参加。我告诉他们，钱不是竞争的条件，即使自费，也要不了那么多的钱。挑选是严格的，能去比不能去的机会要小得多。希望你们是出于热爱自然，关心环保的动机。去和不去，都是参与。他们思想通了，表示即使选不上，也要积极参加绿色营在北京的活动。他们的锲而不舍和不存私心感动了我，就挑选了其中的李磊。后来他担当财务委员，表现不错。 

　　相反的，中央民族学院环保组织的头头想去想得过分了，就压下了别人的申请表，只报了他自己。我严厉批评了他：“你这是剥夺了别人被挑选的权利，也剥夺了我挑选别人的权利。”他知道自己去不成了，哭着给我写信。我铁了心，还是另选了一个营员。 

　　我的选拔方式也不拘一格。有天晚上，我在对外经贸大学作报告，有个名叫谢蕾的女学生听得很入神。报告完了，她和组织报告会的主持人送我出来，我听到她们的对话： 

　　会议主持人说：“我真想参加绿色营，可惜我要考TOEFL。” 

　　谢蕾说：“人生的机遇只有一次。” 

　　 我年老耳聋，许多话听不清楚，但这句话却震了我一下，立即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申请表递给了她。后来她是绿色营的文艺委员，表现也很好。毕业以后分配到南宁工作，表现更为出色。先是在大学生中组织了一个五六百人的　　　　　　　　　　“绿色沙龙”，后又吸收社会各界青年，组织了一个“绿色家园者协会”，成为南宁地区首批最活跃的绿色力量。她第一个成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我们绿色营的阵容相当整齐，11所高等院校的21名学生，其中包括一个博士生和三个硕士生。他们所学的专业包括生物、地理、林业、环保、文学、教育、经济管理、自动化、体育等9个学科。 

　　近年来一直活跃在自然保护战线的环保作家沈孝辉参加了。三年以后，沈阳出版社出版了他记录这届绿色营的专著《雪山寻梦》，书写得很好，影响十分广泛。 

　　年轻的多产作家哲夫也从太原来了。 

　　野外考察滇金丝猴将近十年、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龙勇诚也参加了。 

　　大家最盼望的奚志农正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原单位埋怨他“捅了娄子”，想撵他走，而中央电视台立即聘用了他，摄像器材现代化了，工资还涨了10倍。他就以《东方之子》栏目特派记者的身份，全程随营采访。为了一个题目跟访一个月，这在中央电视台也是破例的。 

即将出发的日子

　　真正考验我的时刻到了。离绿色营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马霞的病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肝癌的病变发展很快，完全遏制了她的新陈代谢，使她本来就很瘦弱的身躯，眼看就要崩溃了。７月２０日忽然又犯急性肠炎，一上午就跑了五趟厕所。一个健康的人也经受不住这种折磨，她更是全身衰竭了。最后是我抱着她上厕所，又抱着她回到床上。一个生性顽强的人到了这个地步，我真为她难过。

　　晚上，我决定把女儿、女婿找来开个家庭会，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马霞要不要住院；再是我要不要去云南。我打电话的时候，无意中说了这件事，敏感的学生认为这个会议有“历史意义”，立即送来一个微型录音机放在我的口袋里，要我把全部谈话录下来。

　　马霞一向是反对住院的，但今天没有反对。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已完全丧失了自我生活的能力；再是她不住院，我不可能去云南。

　　关于我去云南的问题，她十分坚定，去！我激动地说：“我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这个事情再伟大，我怎能在这时候离开你？”

　　孩子们哭了，我没有哭，她没有哭。她平静地反复说：“你应该去，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全准备好了，你应该去，你应该去。”

　　不只是她，孩子们也听从她的意愿，都支持我去云南，只有小女儿始终沉默不语。

　　我叮问了一句：“小南，你的意见呢？”

　　她抬起头来，对马霞说：“妈，您真的愿意爸走吗？”

　　马霞带着微弱而坚定的口气说：“是真的，他不走，我会不高兴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她的汉语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我就用她听不懂的成语补充了一句：“她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去，她会死不瞑目。”

　　于是决定由女婿联系医院，后天星期一就住院。会上我提议，除了马霞，都要去参加大学生绿色营的开营式，请假也要去。我的意思是让孩子们从关心这次绿色活动中体验我们的心情。

　　第二天，马霞对我说：“昨天小南不说话，一定还有什么想法。”

　　我又给小南打电话：“马霞说你一定还有什么想法，是吗？”

　　小南说：“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为妈难过。这时候还让你走，她太亏待自己了。”

　　马霞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们的行动感动了社会。

　　要求参加绿色营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颜颖同学没有报名，却在开会的时候递给我一张纸条：“我的身体条件参加不了这次活动。我愿意留在北京照顾马霞。”我很感动，给她回了封信，并告诉她：“这事可能不行，因为马霞有着强烈的美国人性格，是个‘拒绝帮助’的人。”社会各界人士也相继伸出了支援的手。我专为绿色营写了十首歌词，78岁的老音乐家宋扬老师读了以后，当天就谱了一首。过几天，意犹未尽，又谱了一首。以后又有四位作曲家谱了五首。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编导高振兴先生听“自然之友”杨苹动情地叙述了我们的情况，就主动捐助了两万元，没提任何条件。同样的情况，另一个不愿扬名的单位也捐助了两万元。梁从诫先生刚从国外回来，听说绿色营成行在即，马上代表“自然之友”捐助了5000元。连续三年在白马雪山考察滇金丝猴的美国学者柯瑞戈，也捐献出自己的野外装备和人民币1000元。养蜂专家周崧也捐助一千元，我感到这是专家一个月的工资，其意义比企业出十万八万还重，所以领了情，但钱谢绝了。云南也传来信息，德钦县欢迎我们，特别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把接待我们作为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营员学生的家长更是积极，有的捐助药品，有的捐助生活用品，有的帮助复印宣传材料，有的帮助学生修改发言提纲，还有位家长邀请营员座谈如何搞好调查的问题。

　　在举行开营式的当天早晨，宋健的秘书给我来电话，转告我宋健同志不在北京，参加不了开营式，但传达了他的三点意见：第一，问候马霞女士；第二，祝这次活动成功；第三，注意安全，安全第一。我在开营式上转达了宋健同志的意见。他的关怀，大大鼓舞了绿色营的全体成员，为这次保护环境的民间创举大大壮了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