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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霞与我们同行(上)

发布时间:2017-02-17

 

环保先驱真实感人的爱情故事——

著名环保人士唐锡阳先生写的《马霞与我们同行》是一部史诗般的环保交响曲,是一部难得的环境教育教材。 



  

引发出一个环保焦点

    19951125收到昆明的读者熊建华来信,说他的好朋友奚志农借给他一本《环球绿色行》,读了以后非常喜欢,他还要买一本,留给他的孩子读(其实他的孩子才两岁半)。接着他谈到奚志农最近为一件事焦虑奔波,希望我能帮助他。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奚志农往县、州、省四处奔走,希望能制止这场破坏。地方说:我们工资都发不出了。谁要制止,谁给钱。上面感到棘手,只好听之任之。专修的公路已逼近林区,开春就要动手商业性采伐了。

    这个信息震动了我,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我在欧洲走了十来个国家,连一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都没见过,他们一开口就要砍伐100平方公里,而且这里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珍稀动、植物的种类非常丰富,滇金丝猴更有其特殊的珍稀价值。幸亏这位细心的读者还写下了奚志农的电话,我当即拨了这个号码。奚志农完全没料想会接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非常熟悉的远方电话,十分激动地说:唐老师,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读您的文章和书……”我打断了他的话:别的以后再说,德钦县的问题看来云南解决不了,我建议你给宋健同志写信。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当时和我仅有过一次以文会友,他读了我的《环球绿色行》以后,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不同一般的信。后来再版这本书时,我把这封信放在序言的位置。文如其人,我感觉他不同于一般领导人。

    奚志农听了我的建议,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唐老师,我写不好,您能帮我修改吗?

    可以。你把信以及所有材料都寄来。我痛快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文件堆积如山,信如果写得一般,到不了领导同志手里就被秘书处理了。

    奚志农大概是当天晚上就把信写好了,第二天连同其他材料快递到北京。

    我没有那么快,但也没有偷懒,细心阅读小奚寄来的昆明动物所科学报告《滇金丝猴现状及其保护对策研究》和其他资料,在计算机前整整工作了三天。不懂汉语的马霞在一旁说:你是写信还是写书?写那么长,宋健有时间看吗?我说:1000多字。信中确实倾注了奚志农和我的思想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00平方公里的原始自然林和一类保护动物滇金丝猴,这不是一个小事呀。人啊人啊,难道就如此残忍,如此自私,如此短视!这片原始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坏,为什么一定要毁坏在我们的手里?我这不是责备德钦县的政府和人民,这是全人类的责任。要解决经济困窘,要脱贫致富,光靠他们自己是有困难,确实需要地、省、中央甚至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及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和支援。这个援助,也不一定是给钱。只要我们态度积极,办事认真,办法和政策还是会有的。我不相信只有木头财政死路一条,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一个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呢?难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既不讲天理良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仁义道德、生态伦理,全不要了。我想谁也无法对这种心态承担责任,但谁也不能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当机立断,或者遗憾千秋。

    宋健同志1211看到这封信,当即就批示了,深有感触地说: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他要求林业部依法处理这个问题。林业部很重视,立即组建工作组,赴云南进行调查。

当时我没料到宋健同志会如此重视和快速地处理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所以又把这封信打印了一份,寄给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因为我也是自然之友的会员。梁先生很重视这个问题,当即把它改写成一个题为《自然之友支持奚志农同志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材料,印发给有关会员,并通过全国政协反映到政府部门。这样从北京到云南,共有十多位负责人都作了重要批示。

    北京一些大学的环保社团闻讯也行动起来,组成了拯救滇金丝猴小组。他们在北京林业大学集会,会上先请动物学家全国强和我讲话,接着观看奚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的录像。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原始森林,第一次看到活跃在自然生态中的滇金丝猴,第一次看到调查滇金丝猴的科学工作者过着卧冰踏雪的艰苦生活,感到既兴奋,又沉重。纷纷上台发言,一个同学说:我是学生物的,毕业后如果这地方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还有些同学准备筹集旅费,亲自去访问这个地方,看能为当地治愚治穷做点什么。会后同学们又点燃了200枝蜡烛,为滇金丝猴的命运祈祷。这些暗淡的、细小的、近似绿色的火,开始在年轻人的心里燃烧,希望它会变成可以燎原的力量。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尽管许多领导人和舆论界很重视这个问题,但砍伐的行动仍未制止,情况非常复杂,我真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奚志农也一再来长途电话,他和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非常欢迎我去。后来我又蹦出一个念头,与其我一个人去,还不如带着一批大学生,和年轻人一块儿去调查研究和接受锻炼。我把这想法和马霞商量,她非常赞同,并立即拿出一万元,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后来她还多次对我说:如果不够,我还可以多出。

    也正是这个时候,马霞病了,得了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

    我和马霞认识已经十四年了。我们的结合,有点传奇,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大自然偶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再经过长期的磨合和滋润,使我们终于成为幸福的一对。我爱她,她爱我,爱我的女儿、女婿和外孙。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著作、共同的读者和朋友。国务委员、中国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同志读了我们写作的《环球绿色行》,写来一封含意深刻的信,其中还特别提到我们的结合:异国同道,结成伴侣,宇宙之缘也。

  正当这种温馨的感觉愈来愈浓郁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不测风云。我思想上一度相当混乱,马霞是个好人,是我最爱的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没想到命运总是这么艰难地折磨我。政治的,生活的,事业的以及生离死别的坎坷,我都经历过,所以我在《环球绿色行》中写道:大自然也好,人生也好,有时候山青水秀,有时候荆棘遍野;有时候春光明媚,有时候山风满楼;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惊涛骇浪;有时候明快欢乐,有时候严峻深沉。不论是云山万里,还是坎坷一世,都是学问。大自然是一本书,人生也是一本书,不问境遇如何,道路如何,前景如何,只要认真地读,总是开卷有益

    现在,我的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异常困难的一页,我要继续认真地读下去。经过许多昼夜的思索,我的思路是:在不抱幻想的情况下给她最积极的治疗和最温馨的照顾。即使在临终的日子里,也要创造一种安详、通达、诗情和哲理的氛围,陪她走完生命的旅程。后来这个想法又深化了一步——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到云南去。

    癌症,没能阻拦我们,反而激发了我们。是癌症逼迫我们,要珍惜生命,要珍惜时间,要发挥能量,著书立说已经不够了,与其坐而论道,何如言传身带。

雪山的召唤

    马霞是个非常沉着的人,非常坚定的人,气质非常高大而又自视卑微的人。原来我只是从生活上和工作上来观察她。她放弃纽约高文化高水平的生活,把余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她的工作又好又快,编辑部的同事说她的工作量能顶三个专家。不论到哪儿,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外国专家的架子。按时上班,给大家打开水,有时候还打扫厕所。外文出版社曾评选她为先进工作者。按照专家待遇,每两年有一次提供路费的探亲假。除了写作《环球绿色行》的需要,她陪我回过一次美国以外,十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她穿的是早已过时的衣服,吃的是馒头和火烧,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产的机械手表。这些年来在中国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少,从敲诈外国人到天安门事件,但她从来不发牢骚。别的专家来中国一年两年,回去就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这书越写不出来。可见,她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是深沉的。当美国亲友来访的时候,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情况,但从来不以中国通自居,从来不发表高谈阔论,她像尊重美国一样地尊重中国。

    现在,从生命的最后考验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她。发现她有病,是1995年1月初。开始是吞咽困难,食量日减,有时还发生呕吐。我怀疑是食道癌,在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的外甥女红梅也认为是,但马霞拒绝去医院检查。因为她信仰的科学基督教的最大特点是不信医药。为此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女儿、红梅、在京的中外朋友甚至还给她哥哥写信。她很固执,说她不能用两个办法,意思是只相信上帝,不相信医生。我不能伤害她的宗教感情。祈求上帝是她惟一的希望,也是她面对残酷疾病的惟一精神支柱。我们干扰她的思想看来是应该的,然而是无益有害的。所以我宁愿自己吞噬这个苦果———就好比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从悬崖跳下去而不能伸手拉她一把。

    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更需要理解,我要理解她,也需要她理解我。但我们存在着语言沟通的困难,仅仅是行为,远不能传递深沉的信息。有一天,邹德孜来了。她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非常好;十四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西双版纳见面的时候,就是她当的翻译,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她是我们的媒人。

    她来的目的,我们反复商量过,就是如何动员马霞去医院检查。结果她丝毫不为所动。我理解马霞,不得不失望地表示同意,同时也请邹德孜翻译我想了很久的一席话,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是爱你的。因为你是好人,你给了我生平最大的帮助,而且你净化了我的心灵。在认识你之前,我被各种非人的生活所困惑,所折磨,所扭曲,找不着人生的定向,是你帮助我,要爱大自然,要爱人,要积极面对人生,要真诚,要实事求是。这些都不是你说的,但你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应当这么做。

  第二,我们不仅要共幸福,还要共患难。共幸福是幸福,共患难也是幸福。因此你不应该拒绝我的关心和照顾。我问你晚饭想吃什么?你说吃什么都行。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很失望。你吃东西已经很困难了,难道还不能告诉我你想吃点什么吗?

  第三,想谈点我对死的看法,我们都年近七十,可以不避讳了。小时候,我对死怀有一种神秘、恐惧、不敢想的思想。那时候封建迷信得厉害,外婆家本来要把一个表妹许配给我,因为我算八字只能活19岁,就罢了。让她和长沙一家名叫彭三和笔铺的少老板结了婚。没想到这位少老板患肺结核,把病传给她,再加上封建婆婆的虐待,她19岁就死了。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来不及产生爱情。后来看到她的结婚照片,才知道她是那么恬静和美,心头不免掠过一丝惋惜的情感。她死了,我活着,而且已经活到六十六了。也许还能活到九十。当然,我不希望活那么久,徒然浪费自然资源和增加别人负担。这是说个真实的笑话。我的意思是:是死是活只能听任自然,当然我们要努力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 

    后来我知道,她对我谈是反感的,这与其说是给她一点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在教育我自己。不过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好像回到了初恋,不,比初恋更淳厚,更深沉,更绵长。美国人少有的体贴情愫,在她身上忽然出现了。她发现我缺什么衣服或日用品,不跟我商量就买,而且总是买最好的,一件衬衣花了400多元,是普通衬衣的十倍。我爱吃的黄油、鸡蛋、冻包子、肉松她总是按时准备好,既不早一天,也不耽误一天。过去我要外出,她总是无所谓的样子,你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现在我要回来晚了,她总是流露出一种期盼的神情,不自觉地有这么一句:怎么这么晚?这种些微的变化使我们感到幸福和留恋。 

为生而死为生生 

    圣诞节后,马霞的病情越来越重。一月初邀请一对加拿大夫妇来我家住。她想热情接待,也有惊人的忍耐力,但无法和他们共餐,甚至说话也很困难,这使她非常尴尬。 

    114我和马霞去看望我们的小外孙。小女儿结婚10年了,一直没有孩子,他们上医院,找大夫,吃药,都几乎绝望了,头年59日才生了全家人都盼望的这个孩子,而且是个非常漂亮、非常乖的孩子。马霞孤身大半辈子,60岁才和我结婚,从这孩子身上似乎第一次体会到的感觉。她的关心,她的爱护,她从中文字典里挑寻外孙的名字,她把外孙的照片纷纷寄给国外的亲友,都说明了她是一个好外婆。 

    这天晚上女儿小南又动员她去医院检查。出我意料,她同意了。 

    第二天,我、女婿、红梅就陪她去协和医院透视。证实是食道癌,而且从病灶的尺寸来看,已经超出了晚期的标准。当时还想检查别的部位,大夫都认为没有太大必要了。 

     129找到中日友好医院有名的中西医会诊,告诉她是食道癌,但没有如实说明严重程度。她有条件地接受治疗,我陪她每天去医院做放射治疗,并服中国1号方。 

    这个时期,关怀来自四面八方。仅见过一面的读者——留法归来的博士张树义诚恳地说:不知道我能做点什么,需要钱吗?我有。通过《环球绿色行》刚刚认识的老学者金经元也说:我这里有几万准备买房的钱,现在用不着,可以拿去用。我的老朋友、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董智勇送我一瓶元宝枫油,说是专治食道癌的新药。在桂林的载哥快递寄来治癌的秘方。在汨罗的亲家母在为马霞求神拜佛。在衡阳的八姐在为马霞传递气功的信息。刚去芬兰的朋友倪健寄来400美元和从计算机网络中找到治疗癌症的最新信息。再加上其他人给我提供信息、药物、偏方、气功、治疗诊所……我都可以编一本《治癌大全》了。马霞相信科学基督的信念,帮助我摆脱了病急乱投医的困惑,基本上是按着医院的安排,放疗和口服中国1号方。除了春节休息一个星期以外,这个疗程共经历了七个星期。也许马霞从不用医药,因而对医药比较敏感,一个疗程下来,奇迹出现了。吞咽的困难没有了,不能吃的又开始吃了;同时意识到营养的必需,好像吃得比过去更多一些了。因此我也注意膳食的质量,既要照顾她的习惯,又要增加她的营养。清蒸鱼,烧牛肉,补药炖鸡,人参、天麻、黄芪、龟胶、当归、党参、枸杞子,我都放,与其说是治病,还不如说是安慰自己。 

    这种缓解使我欣慰,但不能摆脱绝望。3月14日去307医院做B超。医师杨涛是我的亲戚,耐心地做了将近一个小时,凡是B超能检查到的地方,都检查到了。离开医院时,杨涛偷偷对我说:肝、肺、子宫、淋巴都转移了。马霞问我,我只好说问题不大。 

    虽在意料之中,我也无法接受现实。我想哭,但我还是和往常一样,陪她说话,叫面的,扶她上车,我离不开绝望中的希望———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 

    3月28日,去中日友好医院复查。周大夫对我和女婿说:现在是和她摊牌的时候了,只有把病情全部告诉她,才可能得到她的配合。于是在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有马霞、我、女婿、周大夫,还有一位会说英语的大夫。虽然马霞懂汉语,为郑重起见,许多话还是通过翻译转告她的。特别是强调目前病症的主要矛盾在肝,肿瘤发展很快,必须立即住院,采用局部化疗的办法(因为她反对全身化疗)。 

    她沉静地听完了大夫的意见,思考了片刻,问了一句:医院有饭吃吗? 

    当然有。 

    这好,就不必家里人送饭了。接着又问了一句:我可以住集体病房吗? 

    我赶紧说:那不行。集体病房没有卫生间,洗澡不方便,想听听音乐也不行。 

    她没表示坚持,但补充了一句:我身体还好,可以为病人做点事。 

    我心里感叹地说:马霞,马霞,你真是马霞! 

    住院不住院,对马霞来说,是个重大的决策,我们没有要她马上决定。从医院回来,孩子们听到信息,都以为马霞同意住院了,所以大家都在考虑住哪家医院,采取什么医疗措施最好,绝望中的希望祥云又在我们心中浮动。 

    过几天,我们全家开了个会,原以为是落实住院的问题,没想到马霞对我们说,她不准备住院,决定由美国专职的教友用祈祷的办法帮她治病。我们都很痛心,但不愿违拗她的意愿,嘴上表示同意,心里都在诅咒这个上帝。 

    后来,我认识到马霞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医药已经救不了她的命,而住院只会给她带来精神上的崩溃,只会加速她的痛苦和死亡。而后来留在家里的这三个多月,她的生活质量是超常的。尽管癌症的折磨不断加重,但她安如泰山,照常读书,听音乐,打太极拳,料理家务,看现场转播世界网球赛。工作从未停止,自从确诊癌症以来,共阅改了五部著作和大量的文稿。有时候她也偷偷趴在床上,或者躲在厕所里清理浮肿皮破流水的创口,但从来没有皱过一次眉,喊过一声疼。她骨瘦如柴,一阵风就可以吹倒,但她意志坚强,真如铁打的金刚。她对待癌症、死亡、事业和人生的态度,给了我深刻的教育,逼迫我思考一些从未想过的问题。 

    著名诗人熊鉴读了《环球绿色行》以后,寄来一首诗: 

            草木原来最有情,为生而死为生生。 

      天人互爱时方泰,物我相戕祸乃成。 

      屡向荒沙寻故国,频惊恶水逼危城。 

      欲知世界存亡事,请听当头棒喝声。 

    我喜欢这首诗,但对其中为生而死为生生这句话不理解。现在我懂了,从生命的延续、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来看,生和死的意义都是重要的,积极的,有价值的。生和死,都是生命世界中相互联系的网结,是物质、能量和精神的转化形式,因此也是种群强化、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阶梯。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生,没有死,那就如同这个世界上只有死,没有生一样,都是生命、进化和发展的终结。所以我联想到在北美看到的正在回游中的大马哈鱼,它们不避千辛万苦,万里长游,天敌拦截,精疲力竭,最后粉身碎骨,把一切献给了,所以它们成了生物世界中非常顽强、旺盛和壮观的生命现象。推而广之,一个森林顶极群落的形成,一个高等动物的诞生,一个人类社会的成熟,无不都是无数的奉献。 

    所以,当我们从X光胶片上,从医生的眼神里,从化验的结果单上,面对着一个一个不可逆转的可怕信息时,没有掉泪,没有叹息;也没有慷慨悲歌,没有豪言壮语;但有纯真的爱情、无言的默契、真挚的追求、深层的哲学。希望我们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只是回归一点物质的成分,还有一点精神的东西。 

    云南之举有人不理解。邻居一位老大妈指着鼻子质问我:马霞病这么重,你怎么能远走呢? 

    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我们向命运挑战的一种心态。如果没有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紧迫感和拼搏感。这个现实是指我们两人目前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处境。现在地球得了癌症,而病源在人,这也是许多人还没有看到的一个现实。正是这两个癌症,才激发了我们这种义无反顾的行动。 

组建绿色营 

    主意有了,钱也有了,重要的是选拔营员的问题。 

    因为《环球绿色行》的影响,因为多次去高校讲座,因为宣传保护滇金丝猴的问题,我已经接触了不少大学生。但要扩大范围,组建一个我所理想的绿色营,还需亲自动手。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生物夏令营,更不是集体旅游,它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开展绿色活动的一个创举。既然是,那就首先要付出我的心血,把她办成一个绿色的学校,火红的熔炉,传播绿色种子的星星之火 

    高校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环保组织,这些组织之间又建立了一个联谊组织——大学生绿色论坛。这些都是可以依靠的对象。但在物色骨干的过程中,感到有些活跃的学生聪明、能干,但不是我所想的那么成熟。他们的优点很突出,缺点也很突出。一个对我说:这好办,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办。另一个说:你别挑了,我给你挑。 

    我不客气地说:我不是有钱的人,我是要办事的人。这次是我来做庄,我为主。我单独找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向他们宣传了组建绿色营的目的和意义,强调作为绿色营的组织者,必须以身作则,要民主,要虚心学习。我很坦率地对他们说:要向大家学习,也向我学习;当然我也要向你们学习。 

    看来他们不完全理解绿色营,不理解我的想法,他们多是学习委员、班长、团支部书记,自有一套,虽不明着反对,但也不把我的话往心里去。 

    马霞也非常关心绿色营的组建工作,当我说出自己的一些困惑和苦恼的时候,她说:你也别太毛泽东了。 

    这句话击中了我的要害。对,我是绿色营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但不是绿色营的家长和保姆。所以往后我很注意发扬民主和允许学生做我所不同意的事。 

    选拔营员也不轻松。开始定了三条:一、热爱自然,关心环保;二、读过《环球绿色行》;三、在绿色营中能发挥自己的特长。这些看来比较抽象,具体到要确定谁去谁不去,就感到这工作相当残忍了。这些年轻人是这么可爱,这么热情,这么投入,但能去的人太少,摊到每个学校只是一两个人。我还想把这项活动辐射得更远一点,让云南和其他外地的大学生也能参加。 

    北京师范大学三个一年级学生知道自己在竞争中不占优势,便跑上门来说服我,不应该都挑选高年级学生和硕士生、博士生,从发展高校的环保活动来看,还应该吸收低年级学生;他们还表示愿意每人出3000元自费参加。我告诉他们,钱不是竞争的条件,即使自费,也要不了那么多的钱。挑选是严格的,能去比不能去的机会要小得多。希望你们是出于热爱自然,关心环保的动机。去和不去,都是参与。他们思想通了,表示即使选不上,也要积极参加绿色营在北京的活动。他们的锲而不舍和不存私心感动了我,就挑选了其中的李磊。后来他担当财务委员,表现不错。 

    相反的,中央民族学院环保组织的头头想去想得过分了,就压下了别人的申请表,只报了他自己。我严厉批评了他:你这是剥夺了别人被挑选的权利,也剥夺了我挑选别人的权利。他知道自己去不成了,哭着给我写信。我铁了心,还是另选了一个营员。 

    我的选拔方式也不拘一格。有天晚上,我在对外经贸大学作报告,有个名叫谢蕾的女学生听得很入神。报告完了,她和组织报告会的主持人送我出来,我听到她们的对话: 

    会议主持人说:我真想参加绿色营,可惜我要考TOEFL 

    谢蕾说:人生的机遇只有一次。 

    我年老耳聋,许多话听不清楚,但这句话却震了我一下,立即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申请表递给了她。后来她是绿色营的文艺委员,表现也很好。毕业以后分配到南宁工作,表现更为出色。先是在大学生中组织了一个五六百人的绿色沙龙,后又吸收社会各界青年,组织了一个绿色家园者协会,成为南宁地区首批最活跃的绿色力量。她第一个成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我们绿色营的阵容相当整齐,11所高等院校的21名学生,其中包括一个博士生和三个硕士生。他们所学的专业包括生物、地理、林业、环保、文学、教育、经济管理、自动化、体育等9个学科。 

    近年来一直活跃在自然保护战线的环保作家沈孝辉参加了。三年以后,沈阳出版社出版了他记录这届绿色营的专著《雪山寻梦》,书写得很好,影响十分广泛。 

    年轻的多产作家哲夫也从太原来了。 

    野外考察滇金丝猴将近十年、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龙勇诚也参加了。 

    大家最盼望的奚志农正柳暗花明,时来运转。原单位埋怨他捅了娄子,想撵他走,而中央电视台立即聘用了他,摄像器材现代化了,工资还涨了10倍。他就以《东方之子》栏目特派记者的身份,全程随营采访。为了一个题目跟访一个月,这在中央电视台也是破例的。 

即将出发的日子

    真正考验我的时刻到了。离绿色营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马霞的病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肝癌的病变发展很快,完全遏制了她的新陈代谢,使她本来就很瘦弱的身躯,眼看就要崩溃了。7月20日忽然又犯急性肠炎,一上午就跑了五趟厕所。一个健康的人也经受不住这种折磨,她更是全身衰竭了。最后是我抱着她上厕所,又抱着她回到床上。一个生性顽强的人到了这个地步,我真为她难过。

    晚上,我决定把女儿、女婿找来开个家庭会,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马霞要不要住院;再是我要不要去云南。我打电话的时候,无意中说了这件事,敏感的学生认为这个会议有历史意义,立即送来一个微型录音机放在我的口袋里,要我把全部谈话录下来。

  马霞一向是反对住院的,但今天没有反对。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已完全丧失了自我生活的能力;再是她不住院,我不可能去云南。

    关于我去云南的问题,她十分坚定,去!我激动地说:我是人,人是有感情的。这个事情再伟大,我怎能在这时候离开你?

      孩子们哭了,我没有哭,她没有哭。她平静地反复说:你应该去,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全准备好了,你应该去,你应该去。

    不只是她,孩子们也听从她的意愿,都支持我去云南,只有小女儿始终沉默不语。

    我叮问了一句:小南,你的意见呢?

    她抬起头来,对马霞说:妈,您真的愿意爸走吗?

    马霞带着微弱而坚定的口气说:是真的,他不走,我会不高兴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她的汉语只能说到这个程度,我就用她听不懂的成语补充了一句:她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去,她会死不瞑目。

    于是决定由女婿联系医院,后天星期一就住院。会上我提议,除了马霞,都要去参加大学生绿色营的开营式,请假也要去。我的意思是让孩子们从关心这次绿色活动中体验我们的心情。

    第二天,马霞对我说:昨天小南不说话,一定还有什么想法。

    我又给小南打电话:马霞说你一定还有什么想法,是吗?

    小南说: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为妈难过。这时候还让你走,她太亏待自己了。

    马霞的精神感动了我,我们的行动感动了社会。

    要求参加绿色营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颜颖同学没有报名,却在开会的时候递给我一张纸条:我的身体条件参加不了这次活动。我愿意留在北京照顾马霞。我很感动,给她回了封信,并告诉她:这事可能不行,因为马霞有着强烈的美国人性格,是个拒绝帮助的人。社会各界人士也相继伸出了支援的手。我专为绿色营写了十首歌词,78岁的老音乐家宋扬老师读了以后,当天就谱了一首。过几天,意犹未尽,又谱了一首。以后又有四位作曲家谱了五首。北京电视台东芝动物乐园编导高振兴先生听自然之友杨苹动情地叙述了我们的情况,就主动捐助了两万元,没提任何条件。同样的情况,另一个不愿扬名的单位也捐助了两万元。梁从诫先生刚从国外回来,听说绿色营成行在即,马上代表自然之友捐助了5000元。连续三年在白马雪山考察滇金丝猴的美国学者柯瑞戈,也捐献出自己的野外装备和人民币1000元。养蜂专家周崧也捐助一千元,我感到这是专家一个月的工资,其意义比企业出十万八万还重,所以领了情,但钱谢绝了。云南也传来信息,德钦县欢迎我们,特别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把接待我们作为今年的主要任务之一。营员学生的家长更是积极,有的捐助药品,有的捐助生活用品,有的帮助复印宣传材料,有的帮助学生修改发言提纲,还有位家长邀请营员座谈如何搞好调查的问题。

  在举行开营式的当天早晨,宋健的秘书给我来电话,转告我宋健同志不在北京,参加不了开营式,但传达了他的三点意见:第一,问候马霞女士;第二,祝这次活动成功;第三,注意安全,安全第一。我在开营式上转达了宋健同志的意见。他的关怀,大大鼓舞了绿色营的全体成员,为这次保护环境的民间创举大大壮了声色。